如何重建自由文化？

劉靜怡／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律組專任副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自由文化（free culture）─以自由開放的方式進行創作，而且和公共領域緊密連結─能否重建，是Lawrence Lessig和Yochai Benkler等人近年來頗為關注的議題。

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Stallman所使用的方法，是透過著作權法來建立一種可以保持自由狀態的軟體世界。根據自由軟體的GPL授權條款取得授權的軟體，只有在該修改後的軟體原始碼也維持開放狀態的條件下，才允許進行修改和散布。

於是，任何根據GPL授權條款開發的軟體，也就不得不讓他們的產品維持在同樣的自由狀態。Stallman相信，這樣一來，便可以確保形成一種程式碼的生態，在這種程式碼生態裡，任何人都具有在其他人的軟體進行開發的自由。當然，Stallman所追求的根本目的是自由，而具有創新價值的程式碼，則只是額外的收穫。同時，Stallman也在尋找一種方法，一種可以重建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的方法。透過積極使用受著作權保護的程式碼的授權條款，Stallman開墾了一片自由軟體可以存活的空間，那麼，做為數位社群的我們應該如何重建自由的文化呢？

我們或許可以從學術期刊和科學期刊產製方式的轉變趨勢，做為起點，來思考這個大問題：在數位科技快速發展之後，每個月印製數以千計的期刊，並把這些期刊送到圖書館裡去，或許並不是傳播知識最有效率的方式。相對地，期刊變得越來越電子化。事實上，在法學研究的領域裡，類似的情況，在美國已經有30年左右的發展歷史了：Lexis和Westlaw這類法學資料庫，都對訂閱其資料庫服務者，提供判決報導的電子化版本。儘管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意見並未受到著作權保護，任何人也都可以到圖書館去閱讀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但是，Lexis和Westlaw這兩個資料庫，還是可以針對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服務，對獲得授權去使用他們資料庫中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意見的用戶，進行收費。

從法律觀點來看，這並沒有什麼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即使是公共領域的資料，能夠對公共領域資料的使用行為進行收費，對於那些開發新方式傳播知識的人來說，更是一種正面的誘因。

然而，正如同很多人開始意識到的那樣，有越來越多的科學期刊，採取電子化模式。當這些科學期刊以紙張的形式散布時，圖書館可以讓任何來到圖書館的人，借閱這些期刊。然而，當期刊逐漸電子化，出版社卻開始要求圖書館不可以再讓一般的公眾去使用這些期刊。這便意味著透過公共圖書館裡的紙本期刊所提供的自由，開始消失了。於是，具有變革意味的科技和市場，縮減了以往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

因此，類似科學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PLoS）和「創用共享」（Creative Commons）等組織，開始提出一些積極的作法，想要重建這些自由。例如：創用共享的授權條款，相信在「全有」和「全無」兩個極端之間，還有某種不一樣的事物存在，鼓勵大家將其授權內容用CC標誌來當做標籤記號，並不是意味放棄著作權，而是賦予一定的自由。這些自由，超越了合理使用（fair use）所承諾的自由程度，至於這些自由的精確面貌，則完全視創作者的自主選擇而定。如此一來，這些選擇便在著作權法的預設模式之外，創造出一個自由的範圍，而這些選擇也使得自由超越了傳統的合理使用。

個人和創作者自主選擇的結果，使得其內容可被大眾自由近用，而該等內容也進而讓我們可以用來重建一個公共領域。這些努力，是重建公共領域的作法，也是重建自由文化的基本步驟。這是第一步，這個第一步至少可以讓大家明白，重建自由文化對創作和創新而言，有多麼地重要。跨出這第一步之後，要如何重建自由文化，恐怕便是數位社群的成員人人必須同心協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