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何工作的最終成果而言,由誰來做,總比如何去做的影響還要大,然而,現代的管理科學卻幾乎完全不重視雇用並留住適任的人,這些層面在你所上過的所有管理課程中,恐怕連提都不提。

管理科學比較關切如何讓老闆扮演好策略家與戰術家的角色。我們被教導成把管理當作玩戰爭模擬遊戲,玩這種遊戲不需要考慮人的個性或才華,成功或失敗是取決於在何時、何地部署那些沒有靈魂的人力資源。

我們打算彌補管理者就是策略家的觀點所造成的傷害,取而代之的,透過下面的公式達到成功:

● 找到適任的人
● 讓他們快樂到不想走
● 放手讓他們發揮

就大多數工作而言,成功或失敗取決於團隊形成,以及一開始設定方向的那一刻,只要把握住有才幹的人,管理者幾乎從那一刻起就無往不利。

一開始就要找對人

佛瑞斯特(C.S. Forester)曾寫過一系列拿破崙戰爭小說,那是有關英國皇家海軍軍官何瑞休‧霍布洛爾(Horatio Hornblower)的事蹟。

霍布洛爾是一位終極經理人,從軍校生一路升到海軍將領,他的生涯結合了精明、膽識、政治手腕與好運等特質,一如《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上隨處可見的一個企業人才應具備的特徵。從霍布洛爾的每一項決策,都可以學到現實世界裡的管理教訓。

這套小說有一個從頭到尾一再重複的主題,就是霍布洛爾隱約體認到良才出於天生,而非後天的培養。許多有幸為霍布洛爾效命的部屬,都不可靠或非常愚昧,霍布洛爾知道這些人在某些關鍵時刻會讓他失望(屢試不爽)。也知道只有少數追隨他的良才,才是他真正僅有的資源。能迅速估量下屬的實力,並明白何時能仰賴這些人,便是霍布洛爾最偉大的才能。

說了半天,總之最要緊的,一開始就要找對人。

進入神馳狀態的工時,才是真正的工時

有了良才之後,要考慮的是工作的品質,恐怕貴公司目前所使用的還是傳統的工時記錄制度,也就是假設工作量與支薪時數成正比。
員工在這種制度下填寫工時紀錄卡,將無法區分哪些時間是用在有意義的工作上,哪些時間純粹只是耗在挫敗之中,也就是說,他們舉報的是身體時間,而非腦力時間。

更糟的是,工時資料還攸關薪水,無論員工這一週加了多少班,或打了多久的混,都必須確保自己填寫的工時總數,符合每週預定的份量,而支薪部門也欣然接受這種徒具形式的表面功夫報告。

神馳和心靈洗滌的現象,提供我們一個更貼近真實的方式,了解時間是怎麼被花在開發工作上。你有多少時間在辦公室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全速前進的時間是多少,神馳一小時,的確可以完成某些事,但十個六分鐘的工作時段,中間穿插十一次干擾,這可完成不了任何事。

計算處於神馳狀態的時數並不複雜,原本是記錄工時,現在改為記錄不受干擾的工時。為了取得最正確的數據,你必須保證,不受干擾的工時太低也不會受罰。

你必須讓部屬明白,假如他們1週只有1、2個小時不受干擾,這並不是他們的錯,而是公司的錯,因為公司沒有提供有助於進入神馳狀態的環境。

記錄神馳時間能帶給你兩大好處:第一,這能讓員工把焦點放在神馳時間的重要性。假如他們學會每天至少應該要有2、3個小時不受干擾,就會採取捍衛這些時間的行動,有助於他們不再遭受旁人的隨意干擾。

第二,這提供了有意義的工時紀錄。假如某個產品估計需要3,000個神馳小時才能完成,當紀錄顯示已用了2,000神馳小時,你自然有正當理由相信已完成了三分之二,這要是用身體時間分析,就太愚蠢也太危險了。

E因子

倘若你認同一個好的工作環境,應該提供員工進入神馳狀態的機會,那麼蒐集不被干擾的工時數據,便可做為有意義的衡量基準,用來評斷工作環境是好是壞。

只要不受干擾的時間在整體工時中占有極高比例,大概達40%左右,就意味著該環境能夠讓員工進入其所需要的神馳狀態。比例越低,就意味挫敗感與低落的效率。我們將這種衡量基準稱之為環境因子(environmental factor),或E因子:

     不受干擾的時間
E因子= ──────────
    置身工作環境的時間

我們在蒐集E因子數據時,有一點頗令人驚訝,就是單一組織的數值會隨不同辦公地點而不同。例如,在某大型政府機構測得的E因子數值,最高是0.38,最低是0.10,該機構的主管向我們信誓旦旦,他們工作場所的特性,是由政府政策與公務員職等所決定,無論實體環境有多糟,都無法改變。

E因子也可能對現況造成威脅,例如,假若你指出合理的辦公空間E因子是0.38,而壓低成本的辦公空間E因子是0.10,這就會讓人覺得壓低成本的做法不合理。

一件相同的工作,比較處在E因子0.10和0.38的員工所必須投入的身體時間,前者會是後者的3.8倍,換句話說,在壓低成本的辦公室裡工作,員工績效所受到的負面影響將遠超過節省下來的空間成本。
顯然,絕不能讓這種邪說流傳開來,否則就不能繼續把員工硬塞在一塊來「省錢」了,我們得趕快在有人看到這段話之前,先把這本書燒了。

盡量以電子郵件取代電話,以避免干擾

除了E因子之外,要使工作環境邁向健全的道路,還需以新的態度面對干擾和電話。負責做好工作的人,必須享有某種程度的和諧與寧靜,這意味工作時段不宜受到任何干擾。

當這些人希望在神馳狀態工作時,就必須享有某種具備效率且令人接受的不接電話政策,「令人接受」意味企業文化能理解員工有時不想被電話打擾,「效率」意味員工不必等到鈴聲結束就能恢復工作。

電子郵件甫問世時,最被稱頌的在於節省紙張,然而,跟節省重返神馳狀態的時間比起來,省紙根本微不足道。電話與電子郵件最大的差異,就是前者會造成干擾,而後者不會,受訊方可隨自己方便收信、回信。

電子郵件的流量已證明優先考量「受訊方的便利性」,對絕大部分的事務溝通而言是可行的,員工在經過一段適應期之後,就會開始偏好電子郵件甚於內線電話,來電雖未因此消失,但起碼減少很多。

現在我們絕大多數都能接受語音郵件與電子郵件,祕訣並不在科技,而在於習慣的改變。

為了換取若干不受干擾的腦力時間,大家必須接受每天都有部分時間可被干擾,並同意以合理頻率查看電子郵件,例如,一天三次。

方法論的瘋狂

最令大部分組織發狂的一件事,就是組織再怎麼好,頂多好到跟編制人員一樣。假如能突破自然限制,做到即使員工平庸或無能,而組織依然優異,豈不更好?這簡單──我們只要有(請奏樂)方法論就行了。

方法論就是一套通用性的系統理論,用來指導如何從事某一類腦力密集的工作,通常是一本厚重的手冊,其中明確而詳細地規定在任何時機所該採取的步驟,無關乎執行的是什麼人、在哪裡或何時。

撰寫方法論的是聰明人,執行方法論的則可以是呆瓜,呆瓜不必用腦袋做事,只要像快樂的小夢奇津人一樣,從第一頁開始,順著黃磚路走,就可以從頭到尾把工作順利完成。做決定的是方法論,人不做任何決定,組織完全變成決定論的了。

幾年前,我們對某個失敗的專案進行事後檢討,曾經請每一位專案成員花1個多小時對著錄音機暢所欲言,他們可以在家裡的私人場所錄音,我們則保證能聽錄音帶的只有我們兩人。

其中一位員工是這麼說的:「到了三月,我們已經做了將近兩個月〔意指高層授意的某項技術〕。我不知道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但喬治一直向我們保證沒問題。他說,我們應該相信方法論,事情最後一定會圓滿成功。」

事情最後當然沒有圓滿成功。專案成員對自己的案子最熟悉,假如高層所給的方向對他們來說沒有意義,那就一點意義也沒有。

方法論跟方法最大的不同,在於方法是完成一項工作所應採取的基本步驟,方法不存在於厚厚的手冊裡,而是在工作執行者的腦中,這樣的方法包含兩個部分:量身打造的計畫,以及為有效執行該計畫所需要的許多技能。幾乎沒有人會對方法有異議:沒有方法,工作連起頭都難。但方法論卻大不相同。

方法論意圖將思想集中化,任何有意義的決定,都是由方法論的制定者所決定,而不是由被指派做該工作的人。方法論的信徒都有一長串記載方法論好處的清單,至於黑暗面則較簡單,也較殘酷:因為專案成員沒有能力思考,所以需要方法論。

在澳洲,勞工的罷工時間向來與工作時間相當,當地有一種很有趣的罷工形式叫做按規定辦理。不是不工作,而是端出一大本程序手冊,宣稱:「除非答應我們的要求,否則一切照規矩來。」

例如,當航管人員照規矩來,每隔七分鐘就只能有一架飛機降落;當醫生照規矩來,開盲腸就得花上一個禮拜。方法論開啟了許多經濟層面上按規定辦理的可能性,員工也許會一五一十按照方法論來做,但工作卻被折騰到幾乎停擺。

將非標準化的做法納入規則

就算最完美的方法論,亦即為每一種活動都事先精確描述好正確的方法,對科技的進展也可能沒有多大幫助,畢竟,人就算缺少指導方針,也不會每一項決定都做錯。無論方法論可能帶來何種科技利益,都是嚴重破壞團隊的社會性功能才換來的。

與方法論相反的做法,就是所有新工作都以先導專案(Pilot Project)的方式進行。只要是執行這份工作有一定的標準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唯一禁用的辦法。標準至少要先納入非標準的辦法中執行過才行。

1932年春,一群效率專家在霍桑西方電力公司進行一連串測試,以了解多種環境變數對生產力的影響。他們試著增加照明度,於是發現生產力因而提高,然後又試著降低照明度,結果生產力竟然變得更高,不禁令人懷疑,要是把所有的燈都關掉,生產力可能會衝破屋頂。會有這種現象,看起來與其說是因為改變本身,倒不如說是因為實施改變的行為。人們對差異會感到著迷,喜歡專注,對新奇的事物很感興趣,這就叫做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指的就是人在嘗試新事物時,會有更好的表現。

為了讓霍桑效應為你所用,你必須將非標準化的做法納入規則,任何標準皆應簡短與溫和。所有加諸於部屬身上的標準,描述的篇幅都不宜超過10頁。還有,即使準則已相當寬鬆,你也應該容許例外發生。如此一來,你所擁有的開發環境將非常契合毛澤東的名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毛澤東不是認真的,但我們是。(摘錄自本書第二、三部。)

請勿模仿……

洛杉磯有位經理人這幾年來一直與我共事,他負責帶領一個系統測試小組,該小組有時必須兩或三班輪班,由於隨時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組員在睡覺,電子郵件遂成為他們的溝通方式。他把每天早晨的郵件操演程序告訴我:一覺醒來,立刻打開手提電腦,趁沖澡時下載所有電子郵件,在喝果汁與燕麥粥的同時閱讀最新郵件,並決定哪些必須立即回覆,然後在上班途中──典型的洛杉磯居民通勤距離是五十英哩──回覆重要郵件,抵達辦公室時,便架好手提電腦送出郵件。厲害的地方是,他每天早上自己開車上班。──李斯特

 

Peopleware:腦力密集產業的人才管理之道(Productive Projects and Teams, 2nd. Edition)

Tom DeMarco、Timothy Lister/著

方亞瀾/譯

經濟新潮社出版

售價:380元

《作者簡介》

湯姆.狄馬克

為大西洋系統協會的主持人之一,也是卡特聯盟(Cutter Consortium)的成員。狄馬克的顧客包括惠普、蘋果電腦、IBM等公司。1986年他因「對資訊科學的終身貢獻」獲頒J.-D. Warnier獎。1999年,他因為「對軟體工程方法的終身貢獻」而獲得韋因.史帝文斯獎(Wayne Stevens Prize)。他的專長為專案管理與方法。他的著作還有:《最後期限》(經濟新潮社出版)、《別讓員工瞎忙》(遠流出版)。

提摩西.李斯特

致力於諮詢、教學與寫作,主要領域為軟體組織與專案的風險管理。李斯特也為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提供軟體爭議協商服務,同時擔任美國國防部軟體計畫經理人網路的Airlie會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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