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因為政治情勢的對立,在全球高科技產業都在全力進軍中國大陸的同時,臺灣高科技業者卻面臨來自政府政策上的種種限制。從早期的「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乃至於「根留臺灣」等等,來自政府的政策與口號,使得業者在談到西進策略時,總有說不出的壓抑。儘管如此,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臺灣許多資訊業者,仍想辦法登「陸」搶灘,甚至已發展出越來越高的依存度。

根據資策會調查,2001年臺灣資訊硬體產品有47.1%是臺灣生產,36.9%則產自中國。然而到今年第1季,中國的產值首次超過臺灣(臺灣是38.4%,中國為49.4%)。力晶半導體董事長黃崇仁分析:「臺灣減少的比重跟中國增加的比重差不多,這跟去年政府開放筆記型電腦業者到中國布局有關。」黃崇仁並強調:「到現在為止,可以說該去的都去了,政府沒必要擔心開放以後情況會失控。」改革開放帶動起飛,戒急用忍綁手綁腳?

在西進政策上,政府有不能不限制的考量,業者則有不得不去的苦衷,立場各據一方。而學界的觀點,又和這兩者有些許不同。首先,在政策上,學者認為不管是為了產業競爭力或者國家競爭力,政府應該展現積極態度。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劉江彬便認為,一個政府的產業政策所呈現出來的態度,長遠來說會影響整個產業的競爭力。

「中國前幾年強調『改革開放』,而臺灣則高喊『戒急用忍』。光從其中的關鍵字眼來看,中國是『改』、『開』,臺灣則是『戒』、『忍』,很明顯一個是積極進取,一個是消極保守。」劉江彬半開玩笑地點出臺灣政府態度上的破綻。言下之意,中國的改革開放造就了經濟的起飛,而臺灣的戒急用忍,是否會成為產業發展的阻礙,值得深思。臺灣登「陸」真的比別人有優勢嗎?

除了政府在西進政策上的態度值得商榷,學者對於業者目前對西進所抱持的策略也提出警訊。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李仁芳指出,許多業者到大陸發展是基於「比較利益」原則,而且與其他地區的業者相較,臺灣比較了解中國,而臺灣又比中國了解世界,所以臺灣業者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業者如果這樣想,其實也很危險。」李仁芳說。

李仁芳解釋,雖然許多經濟學家都同意從比較利益的觀點,往生產成本低的地方移動是合理的選擇,但是環境會不斷改變,不管從製造的角度來看,或者從文化熟悉度來說,這都是短期優勢。他舉芬蘭為例,冷戰時代芬蘭就是在西歐與蘇聯中間,挾著與西歐的友好及與蘇聯的熟悉度,在中間擔任仲介者的角色,芬蘭也的確因為這樣風光一時,然而當冷戰一結束,這樣的優勢立刻喪失。也就是說,臺灣業者如果只是把中國當作一個便宜的生產基地來經營,或者一直自認為臺灣人在中國很有優勢,都不是很妥當的想法。因為只要時間一拉長,這樣的優勢就很容易消失或者被取代。

李仁芳指出,臺灣在中國大陸的經營除了製造成本的考量是不夠的,應該延伸到研發創新、行銷通路、品牌經營等層面的思考。他表示:「研究美國財星500大企業的中國政策就會發現,許多的企業看待中國不只是一個製造中心而已,更視之為一個研發創新的新起點。有許多公司開始在尋求當地資源,設立研發中心,他們從中國吸取有利的養分,壯大自己的品牌。」

談到將研發移到中國,立刻像抽動痛覺神經一樣,立刻觸動政府或者一般人的緊張情緒,認為這恐會違背「根留臺灣」的原則,或者會過度壯大對岸聲勢。關於這點,李仁芳表示:「在中國做研究開發,並不會相對削弱臺灣的專業勢力,前提是業者在臺灣總部的研發創新也在持續發展,但是企業規模若想要大型化,品牌要長遠經營,光是臺灣的資源、人才是不夠的,如果中國大陸有這樣的資源,臺灣業者也應該要跟世界一流企業一樣,懂得妥善運用。」芬蘭行,臺灣難道不行?

品牌的經營應該是沒有禁區的,李仁芳舉芬蘭的Nokia為例,如果Nokia堅持「根留芬蘭」一步都不踏出去,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了,該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全球布局得宜。「大家都會說臺灣小,芬蘭人口比臺灣更少。芬蘭可以創造出Nokia這麼成功的品牌,臺灣難道不行嗎?」李仁芳說。

在西進的策略上,臺灣政府與業者都各自的盲點。學者的看法是,臺灣高科技產業要追求的目標是從10年、20年的長期目標來看,業者必須有「上進」的策略,而「西進」則是上進策略中的其中一環。以這樣的思考做背景,再去討論投資中國的政策,或者比較能夠避免因為泛政治所帶來的束縛,也較能認清:前進中國不是為了中國,而是為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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