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egram 通訊平台─自由隱私或監管管控？

通訊軟體 Telegram 以高度重視隱私和自由言論而聞名，吸引到許多不肖人士將其做為犯罪工具，藏身在平台頻道與超級群組功能後面，散佈惡意、不當的內容。

接連幾個震驚國際的惡意事件爆發，各國政府調查時，為了確切掌握關聯人與罪證，將罪犯繩之以法，紛紛要求 Telegram 交出用戶數據，這與平台承諾的隱私及不受制於任何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馳，所以不管是哪一起事件，平台都並沒有交出用戶數據，而這些不作為則被某些國家視為共犯。犯罪事件一件比一件驚世駭俗，日漸升溫的民憤、民怨，使得平台的監管與法律問題在今年8月時沸騰，Telegram 創辦人 Pavel Durov 從亞塞拜然抵達巴黎時遭法國當局逮捕，被控涉嫌犯下 12 項嚴重罪行，包含網路犯罪、兒童色情、毒品交易、洗錢…等。

平台變成犯罪工具是事實，但若只看到平台被利用來犯罪的部分，則有失公允。香港反送中時，Telegram 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為隱私對話免受中國有關當局的監控；烏俄戰爭初期，兩方也都因 Telegram 的隱私保護，利用它向大眾傳遞訊息。那時期的 Telegram 成為政治運動的避難所，成為傳遞消息的傳令兵，成為民眾在混亂局面中的庇蔭處，這也是當初平台的理念，自由言論、隱私保護與不受制於任何政府。

不受制於政府且守護隱私的同時，潛藏的安全疑慮便浮現上檯面，天秤上的兩端該怎麼達到最好的狀態，一直都是最難、也最重要的部分。最近沸沸揚揚的 deepfake，讓呼籲安全控管的聲浪一波接著一波，然而要在隱私和安全性之間建立適當的平衡，必須使隱私權法與當地法律及執法要求達成一致，另外除各國之間的法律差異外，同時還必須考慮技術上的限制，並不容易。

Telegram 是在獨裁政權中保護使用者的使命下，被開發建立起來，犯罪分子濫用平台作為犯罪工具，不是開發者與使用者樂見的，不能因為平台被拿來當犯罪工具，而抹滅它的初衷與曾經為人們帶來的好處。

若國家的監管機構與使用工具無法在隱私和安全之間的適當平衡達成協議，或許會會出現被禁止使用，像是Telegram曾拒絕俄羅斯交出加密金鑰進行監控，因此在俄羅斯被禁止使用；拒絕伊朗要求封鎖和平抗議者的訊息管道後，同樣也在當地被禁用。

近幾年發展的去中心化理念和全球訊息自由的重要性，讓加密貨幣與隱私通訊附帶的犯罪自由也隨之體現。如何兼顧自由隱私與防範犯罪，如何妥善的規範工具使用，才是對整體資訊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並非是針對工具的開發者。正因為其自由理念，才能開創出新的平台，正因為不受制的自由發展，才會同時帶來了產業成長與相關犯罪。

透過監管、制定法令法規的降低犯罪行為，而不是管控每一個工具或平台，不是遏制了所有自由的發展，而是盡可能在發展的同時降低所有的犯罪可能。

自由應以不侵犯他人為原則，管控亦是。

整個社交網路產業更安全、更強大的原因，是因為一直持續往自由與安全平衡的目標前行。科技會進步，會一直變化，開發者、監控者更該長期持續的合作，找到現在狀態下的最佳平衡，或許會因為找不到平衡而退出市場，但不能因為過分的管控繼而失去自由隱私。

初衷理念是自由言論與隱私保護的 Telegram 所帶來好處很多，最大的好處是捍衛使用者的基本權利，尤其是在這些權利受到侵犯的地方更顯重要，當然不能因此變成犯罪者溫床，變成犯罪者的盾牌，所以正努力地調整，強調每天都會刪除數百萬條有害的貼文與管道。不能因為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就受制於各國的政府、監管單位，過於嚴苛的管控，只會失去隱私，最終自由也不自由了，該被遏止的是犯罪行為，而不是被拿來當作犯罪的工具，也不是開發工具的人。不管哪一方，都該往自由且安全的方向努力，在找尋平衡的路上，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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