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大要建一座高爾夫球場談起

政治大學計畫要花一千八百萬在校園裡蓋一座高爾夫練習場，引發了一場爭議，最後校務會議決議，以停建收場。

心細的讀者或許會發現，反對建練習場的，以傳播、法律、與社會科學院的師生為主，贊成興建的，則以商學院的成員佔多數。

這不令人意外，這也不只是一場水土保持和學生運動權益之爭，也是現今的大學持續面對的兩種文化之戰：大學，究竟是傲然獨立的求知聖地，或是執行特定社會功能、滿足特定社會需求的社會組織。

原本，這是個再古老不過的議題，大學出現以後，這樣的路線之爭就從來沒停過。這事之所以值得我們現在投注關愛的眼神，是因為大學的角色過去在兩種文化之間擺盪折衝的某種平衡狀態，在近幾年出現了傾斜加劇的趨勢向：毫無疑問，當然是朝向執行特定社會功能、滿足特定社會需求的商業化傾斜。

這樣的傾斜，其來有自。社會各種壓力、利益團體競逐國家資源越來越短兵相接，你要分配資源，你就得證明你是值得的，你是有績效的——所以拿大錢的大學得證明自己是「世界一流」，拿小錢的，最起碼你得證明自己「對社會有貢獻」。至於從國家拿不到錢，只好向學生收錢，當然，你得證明，自己「對學生有貢獻」。

這樣的傾斜，有人樂觀其成，有人憂心忡忡，有人列隊歡迎，有人抵死反抗，有人說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有人說是大學的淪亡。我大學讀傳播科系，後來念了商學院，畢業後又回到傳播系所教書。你如果問我，這兩個學門最大的差異在哪，我會說，是看待企業和商業的態度不同。傳播學院，不以為然；商學院，理所當然。

大學猛開EMBA班，黑頭車在校園裡亂竄，人文社會學科的老師看了礙眼，看了心裡有氣，商學院的老師看到的卻是滾滾財源；東森電視先前要提供以百萬計的獎學金給政大傳播學院卻遭到拒絕，原因是該公司董事長擺明了說傳播學院教出來的學生，「不懂得為他賺錢」，此事若發生在商學院，我想最有可能的狀況會是，把錢收下來，再檢討為何畢業生為何賺錢能力遭業者質疑；就連選校長，商學院的教授和非商學院以外的教授，隱隱然也成為兩個陣營。

「產學合作」對經濟的重要性在產、官、學界喊了許多年，成績卻依然普普通通，和這兩種文化間的衝撞有莫大的關係——可不是所有的學院中人，都認為這是好事一件。教授的升等，和你學術著作發表的質量最有關係（「質」多半指的是發表刊物的等級以及被引用的次數），教學和服務次之，至於你的研究成果有多高的應用價值、有多大的社會影響力，就算不是全無相關，最多也只是聊備一格。在某些學院系所，和產業界走得太近，甚至可能引來「不務正業」、「被商人收買」之譏。

大學和產業界走得太近，也並不是全然有利無弊。太貼近產業發展，可能會讓研究變得短視近利，只在乎有商業化潛力、短時間內看得到成果的研究，忽略了長遠的、純知識性的探索，忘卻了大學之所以是大學的初衷；過度強調研究的應用價值，會讓不易看到直接效用的系所逐漸被邊緣化（像是中文、歷史等等），而這些領域，剛好是最需要大學這樣的組織來加以延續傳承、發揚光大的；更重要的，以社會的實用性為依歸，我們的社會將沒有餘裕來思考人類生活、歷史文明的另一種可能，失卻了反省自身作為最重要的一種制度設計。換句話說，從實用的眼光來看，大學的諸多作為可能沒有效率，但是這種無效率卻是一種必須。

高爾夫練習場停建了，改建黑頭車停車場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