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升溫，不僅全球染疫人數超過5,500萬，死亡人數也突破130萬，加上很多國家採取封城手段，許多企業不僅要求員工在家上班（Work From Home，WFH），也必須緊急調整企業的資訊架構，以配合員工在家上班的需求。

對此，企業數位轉型的迫切性也隨之增高。例如，臺灣KPMG（安侯建業）主席于紀隆，就引述近期網路上流傳的笑話來表達這樣的觀點，這個笑話的內容是這樣：加速推動企業數位轉型的推手是誰？是執行長嗎？還是資訊長呢？其實，企業數位轉型幕後真正的推手其實就是武漢肺炎（COVID-19） 。

于紀隆表示，每年度他們都會邀請年營收超過50億美元以上公司的執行長，參加「全球CEO前瞻大調查」，今年年初，在武漢肺炎疫情還沒有衝擊歐美市場前，已經針對1,300名CEO進行「2020全球CEO前瞻大調查」年度調查；但在武漢肺炎衝擊過後，為了更確切掌握全球CEO對未來發展的動向，更於今年七、八月，再度針對其中315名CEO進行追蹤調查，以了解CEO疫情期間的思維轉變。

他表示，經歷過追蹤調查後發現，疫情的爆發，導致企業看待風險的態度開始有了劇烈變化，舉例來說，在他們的追蹤調查當中，單就人才風險而言，疫情前是1％，疫情後大幅攀升為21％，名列第一；供應鏈風險則從疫情前的2％，如今增加為18％，排名第二。

今年，KPMG針對臺灣本身也做了第五屆的「2020臺灣CEO前瞻大調查」，同樣做過兩次的追蹤調查。

臺灣KPMG（安侯建業）執行長曾國禓表示，他們在該份調查中發現，全球CEO看重的人才風險和供應鏈風險，同樣也是臺灣在疫情後重視的企業風險之一，例如，人才風險從疫情前的0％，而今增加為12％，排名第四；供應鏈風險則是從0％，增加到18％，排名第二。

供應鏈風險是全球和臺灣CEO認定的前五大企業風險之一

這份「全球CEO前瞻大調查」從2016年開始執行到現在，于紀隆表示，因為疫情躍升的人才風險和供應鏈風險，不管全球或是臺灣的調查，都不曾在前五大風險排行榜當中。

全球CEO在疫情後對企業風險的調查，前五大風險分別是：人才風險（21％）、供應鏈風險（18％）、國家屬地主義風險（14％）、環境╱氣候變遷風險（12％），以及數位網路安全風險（10％）；而針對臺灣CEO在疫情後的調查，則指出對臺灣企業前五大風險，依序是：國家屬地主義風險（28％）、新興╱顛覆性科技風險（20％）、供應鏈風險（18％）、人才風險（12％）以及營運風險（10％）。

根據這份調查報告的內容，曾國禓指出，有78％台灣CEO認為需再調整其供應鏈策略，以因應供應鏈因疫情而發生斷鏈的危機，而有67%的全球CEO，以及73%的亞太CEO也認為，疫後需重新思考全球供應鏈布局。

于紀隆認為，企業CEO重新思考供應鏈全球布局的原因，皆有不同。以全球CEO的角度來看，有32%的CEO，希望可以透過保有更敏捷的機制，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其次，則是希望企業變得更加穩固，以因應各項自然災害（22％）；第三順位則是因應來自客戶和社會的壓力，期望將生產移至就近區域（19％）。

而臺灣大型企業大多為代工廠，如何因應客戶的要求永遠是第一優先，所以，有高達54％的臺灣CEO思考全球供應鏈布局，原因就是希望可以保有更敏捷的機制，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其次則是減少供應鏈風險暴露（18％），以及設法降低來自客戶和社會的壓力，期望將生產移至就近區域（13％）。

KPMG在「2020臺灣CEO前瞻大調查」當中，也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有許多CEO認為，多點供應鏈布局的供應鏈管理是因應供應鏈危機最好的策略，不再繼續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是透過全球化布局降低成本，並且趁機使用新興科技，包括人工智慧（AI）、5G、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等相關應用，重組企業供應鏈結構。此外，也有58％的臺灣CEO表示，他們已經和在地社區或企業合作，將部分供應鏈遷回臺灣，也有部分企業已在東協各國布局，藉此強化企業韌性。

臺商供應鏈的轉變三部曲

關於供應鏈的發展，臺灣KPMG全球資產配置戰略中心主持人陳彩凰表示，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致力建立自有品牌並交由日本製造，其中的平價商品則轉交臺灣生產；到1970年代則揭開臺灣供應鏈首部曲：產品在臺灣生產後行銷歐美，臺灣經濟起飛，名列亞洲四小龍之一；到了1990年代，因應中國市場逐步開放，臺商西進中國，即為臺商供應鏈二部曲；近幾年來，面對美中貿易大戰帶來的各種關稅壁壘，臺商開始調整供應鏈布局，南向東協國家為首選，成為臺商供應鏈三部曲。

陳彩凰指出，臺商企業面對供應鏈重新布局時，有三大不變之處，首先，重視供應鏈調整的即時效率，掌握區域市場整合脈動，掌握與東協國家的競合關係，因為東協國家享有人口紅利、廣大內需市場以及簽署眾多自由貿易協定，未來幾年區域市場整合將加速，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東協國家提升製造能力，相關成本也會隨之增加。

其次，由本國執行高價值的活動，透過產官學的合作，建立自有品牌及通路。因為臺商長期以來聚焦代工型態，許多產品雖然有全球高市占率，但附加價值不高的情況下，如果臺商不能集中資源以改善原本產業結構、建立自有品牌、健全臺灣產業結構的話，將面臨邊緣化的危機。

第三，整合既有資源再做升級。她進一步解釋，供應鏈的調整，並不是捨棄前階段而重新再來，應該是奠基在先前成果，如運用新南向政策的各種優惠，或者是透過海外資金回臺專法取得相關資源，將臺灣打造成企業的全球或區域營運總部，藉此整合臺商過去在全球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的經驗，重新布局。

此外，各臺商企業因應不同產業特性以及企業發展階段（例如：起飛期、成熟期、經営團隊傳承計畫等），或者是面對終端客戶群的不同，所採用的策略也有所不同，像是，有些企業採用「中國+1」的方式，分散生產基地；有些前往新加坡等東協先進國家，設置第二營運總部，並以此第二營運總部全方位統籌調度設立於東協各國的製造基地，就近發展東協市場的銷售業務；甚至是，開始思考轉型為集團控股模式的可行性等。

陳彩凰建議，臺商企業面對供應鏈重新布局之際，也需要就多種層面來考量，例如，稅務及法務、資金運用與併購、中國營運及東協投資，以及企業績效與數位創新等新南向營運策略上，這些需有通盤規畫，才能縝密進行並符合時效。

臺灣KPMG也採訪參與該份CEO調查的臺灣明泰科技總經理林裕欽，他表示，面對紅色供應鏈威脅，該公司從2016年啟動轉型計畫，從產品代工生產（OEM╱ODM）轉型為提供完整系統解決方案，並從零售客戶為主的客戶型態，調整為服務企業客戶及電信商客戶。

在2018年開始，面對延燒迄今的美中貿易大戰，客戶對於產品生產地分散的需求提高，因此，明泰也開始提高臺灣生產比重，將臺灣和第三地比重調整為25％，並在越南設立新廠

以因應美國品牌客戶對於產品產地不得在中國製造的要求。

武漢肺炎帶動企業數位轉型，也為企業創造長期收益

此外，根據該份調查指出，CEO對於武漢肺炎帶來的景氣發展預測，不管是全球、臺灣還是亞太的CEO，在疫情前後，呈現全然不同的態度。例如，在疫情前，大家對於景氣發展，都有七成以上的看好度；但在疫情後，全球只有45％CEO看好景氣發展，亞太則有47％CEO看好，臺灣有過半（56%）CEO看好。

因為接受調查的企業都是全球的大企業，疫情前，有84％全球CEO、90％臺灣CEO和85％亞太CEO看好各自企業的發展；疫情後，全球有67％CEO、臺灣80％CEO和亞太有64％的CEO看好。

不管是為了要調整供應鏈的全球布局，或者是要因應景氣發展所做的企業調整，新興科技及數位化和人才職能發展，則是主要兩大企業投資範疇。有67％的全球CEO和60％的亞太CEO，以投資新興科技與數位化為主，有58％的臺灣CEO優先考慮人才職能發展領域。

因應疫情改變員工上班方式和企業營運架構的數位化策略，曾國禓表示，有40％的臺灣CEO表示，疫情同時加速了企業數位化經營與策略，進度甚至已超前幾個月或幾年，而臺灣企業因為數位轉型已有良好基礎，在疫情嚴竣時期， 許多企業都能善用數位工具，讓國內外各項工作流程順利進行。

此外，曾國禓說，也有26％的臺灣CEO指出，受到疫情影響，透過轉型而創造新興數位化商業模式和營收來源的進度也超乎預期，精準的大數據資料蒐集和分析，也創造更多無縫的數位客戶體驗；另外，有28％的臺灣CEO認為，數位轉型的進步比以往超前許多，希望透過更精準的數據分析、善用客戶體驗，可以創造長期收益。

至於，臺灣有將近九成（86％）的CEO表示，將延續因應疫情所做的數位轉型和優化措施，包括數位通訊、雲端工具等，全球CEO（77％）和亞太CEO（74％）也有類似的觀點，大家都希望將危機化為轉機，檢視企業的數位成熟度，改變資源配置，朝向智慧化企業努力。

展望未來一年，KPMG的調查也顯示一些新趨勢，例如，將有超過五成的CEO願意投資在新興科技上，比例最高的是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64％）、雲端技術應用（62％），以及AI人工智慧╱機器學習（54％）。

臺灣KPMG安侯建業數位創新服務營運長賴偉晏表示，數位化經營創造下一代營運模式，當在家辦公成為新常態時，人們已經確認「網路就是馬路」；疫情成為催化劑，加速企業實現數位轉型；疫情後的公司管理和人才運用必須採用新觀念和新模式外，數位轉型將成為企業經營的基本功，風險管控將成為未來企業管理顯學。

賴偉晏指出，臺灣CEO為了加速企業數位轉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在關鍵崗位上找不到適合的人（26％），以及對未來執行與運作情境缺乏洞察力（26％），例如，新的工作型態；第三個挑戰，則為IT部門技術和能力不足（16％）。他說，臺灣企業數位化發展迅速，數位跨域人才搶手，在疫情推波助瀾下更顯不足，因此，將近五成（46％）的臺灣CEO同意，由於工作型態的改變，他們也將協助建立更多潛在人才庫。

為了順利推動企業數位轉型，賴偉晏認為，CXO角色的重新定位將是重要關鍵。

他進一步指出，執行長（CEO）的角色在於：支持、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整體轉型；資訊長（CIO）的角色在於：協調企業從前端到後檯營運和資訊戰略做資源配置，並掌握數位風險及新資訊應用架構；營運長（COO）的角色在於：領導公司日常管理和營運， 並推動整體智慧化企業轉型；財務長（CFO）的角色則是：準確預測及投資在具備未來高報酬的客戶或企業，提前掌握、管理風險；數位長（CDO）的角色則是：提供分析商業洞見，驅動業務轉型及發展；人資長（CHRO）的角色則是：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工作文化，考量人力資源配置成本和效率等。

企業高階主管日益重視資安風險對企業帶來的衝擊

因應網路威脅日益攀升對企業帶來的衝擊，KPMG該份調查指出，有超過七成（72％）的臺灣CEO將資安視為企業必備條件，不管是視訊會議軟體Zoom的資安漏洞，或者是駭客針對時事製作的網路釣魚郵件，甚至是各種網路攻擊、機敏資料外洩等，都讓企業不得不正視資安對企業帶來的風險，尤其隨著5G時代來臨，加上AI蓬勃發展和金融科技的應用等，各種網路攻擊也從傳統的IT環境，進入物聯網（IoT）環境，資安風險更是無所不在。

更關鍵的是，在資安準備度的項目中，今年全球CEO對於網路攻擊的資安準備程度，只有59％，低於去年（69％）；今年亞太CEO對於網路攻擊的資安準備程度，則是52％，同樣低於2019年（63％）；臺灣則有62％的CEO已經超前部署資安防護，高於去年臺灣CEO重視資安的比例（56％）。雖然全球和亞太CEO對於資安準備程度比例比去年略低，但整體而言，許多企業的高階主管對於資安危機意識，已經有逐漸提升的趨勢。

關於臺灣企業資安就緒程度，我們也可以參考該份調查的其他相關數據。例如，去年有10％的臺灣企業對資安沒有任何準備，但到了今年，這個比例已經降到2%，可證明許多企業已經努力完善企業的資安防護，確保企業不會遭到各種網路攻擊、資料外洩等資安危機。至於，臺灣CEO面對各種網路攻擊的應對措施，主要是透過資安健檢方式以強化企業的安全性，也會加強員工的資安意識，進而有能力辨識相關的資安風險。

臺灣KPMG安侯建業數位科技安全服務團隊負責人謝昀澤表示，數位科技安全的風險，過去幾年在KPMG的調查報告中，一直都在前五名之內，而武漢肺炎疫情帶來的「三無商機」：無人化生產、無接觸服務和無極限應用等，卻可能會因為疏忽資安防護，反而造成「三無資安危機」，包括：無人看管的設備、無痕跡的入侵，和無法無天的駭客入侵事件。

謝昀澤說，在家上班的契機帶動企業加速數位轉型，資安也將從原本的防禦武器，轉變成企業的競爭利器。也就是說，當企業以可以提供好的資安及隱私保護的產品和服務，就能夠創造與競爭的差異，進而提高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