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三缺一

成長所歷經的社會，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小時候，總統不能直選，報紙張數有限制，有些民代不用選卻可以一直做下去。在我小時候，中學男生得理平頭，上學穿軍訓服、戴大盤帽，老師體罰學生不會引起什麼爭議。在我小時候，當然已經很少人結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但是選填大學、就業抉擇完全聽父母的，還不在少數。

我們的社會所歷經的改變，一般被稱之為「民主化」的歷程，這樣的民主化，比多數人理解的來得更廣泛、更全面。我們通常只想到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化，較少體會到學校與家庭同樣歷經了民主化的過程。現在在校園裡，下課會有學生來找我，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師，我從開學到現在，這是第一次來上課，你看這要怎麼辦比較好？」這在我念大學的年代，是無從想像的一種場景。

這樣的改變有好有壞，好處是，我們的學生不再輕易服從單一權威，社會比較可能有多元的發展。但是我們這樣的社會所造就出來的新一代，習慣於以自己既有的標準來衡量一切──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也就對於任何己身之外的、與自己的習慣不合的社會體制，越來越沒有耐心、沒有容忍度。

當我們的學生還在學校、家庭裡的時候，這些問題都不大，最多就是老師、家長們發發牢騷而已，容忍學生、小孩的「多元性」，被認為是當代老師與家長的天職。真正的問題，會是在年輕人投入職場以後。我們的社會民主了，學校民主了，家庭民主了，但是從來沒有人要求企業也得民主。對現代的年輕學子來說，進入職場，等於是從一個高度民主的成長環境，投身威權的「鐵幕」，適應不良根本是常態而非特例。臺灣的草莓族現象，中國的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在我看來都與這樣的社會體制斷裂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中國並不是一個政治民主的國家。

對跟我差不多同年紀，乃至更年長一輩的工作者來說，我們是在沒那麼民主的社會、學校氛圍中長大的一代，面對企業組織的威權體制，相對來說，也就沒有那麼敏感而容易受傷。現代的年輕人，面對的卻是一個民主三缺一的社會體制，二十二歲之前，不管是在社會、學校或家裡，只要我喜歡，通通都可以，二十二歲以後，卻是樣樣得聽別人，有一套嚴格的組織規範得遵守。某種程度來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分裂症。

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在1976年提出「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的概念，他主要是說，資本主義要求一個當代人在工作場域嚴守理性與紀律，扮演消費者角色時又期待我們縱慾狂歡，在文化上是既斷裂又矛盾的。30多年後的今天，在我看來，工作場域與學校、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的民主文化落差才是最大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企業可以民主嗎？這是迄今沒有人可以回答，或是敢於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