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很多其他問題一樣,現在在媒體上討論「中國議題」,很容易落入親中與反中兩個極端的爭辯之中。

對於多數臺灣人來說,關於中國,應該都是站在兩者之間:有生意做,別起戰端,現有的生活方式可以維持下去,要統要獨什麼的等以後再說。

這種實用主義至上的選擇,很符合臺灣人的民族性,也沒有什麼好嚴加批評之處。但是要達成這樣的目標,或是被媒體與政治人物導引,或是被長期以來的思考模式制約,我們經常以為只要「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就是最好的作法,而中國對臺灣最大的威脅,也只是在政治與軍事層面「謀我日亟」。

這種思考的盲點在於,它預設了資本主義制度,或是市場經濟,是一種中性的、不受時空脈絡左右的工具性體制。但是這種假設與期待從根本上就忽略了一點:一兩百年前的資本主義,充滿了粗暴殘酷的血淚史。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濫用童工無所限制,工廠的勞動者每天超過十五六個小時的工作是家常便飯,企業為了獲利對於環境的破壞肆無忌憚,公民的權利在財產、性別等面向上仍有諸多限制。

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離完美境地當然還是距離遙遠,但是一點一滴的進步總還是有的:我們看到對工時、童工的限制,對公平交易、環境友善的努力、對多元與差異的包容與接納。競爭一樣冷酷無情,但是最起碼,它變得比較「文明」一點,不可接受的底限高了一點。

今天這個世界為了中國市場,選擇對中國在民主、環境、人權、言論自由等面向上的作為視而不見(或是美其名為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我們其實也是在跨越那條疆界、跨越那條底限──不擇手段的競爭是可以被允許的,西方一兩百年來一點一滴建構起來的小進步,其實是那樣的脆弱,是可以一口氣被拉回原點的。

用這樣的方式與中國互動,終究會得到這個體制的反撲,而且這個反撲不是未來式,就是現在。這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除非你也開始打破這些底限,否則你將無能為力與中國競爭,但是打破這些底限,也就意味著文明與生活環境的倒退,而且這種趨勢就如同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就幾乎無法逆轉。

我們當然應該與中國正常交往。中國在文化、種族、市場、以及地理位置上與臺灣都十分接近,我們不可能無視中國的存在。但是無視中國在人權、環境、法治、言論自由等問題的嚴重性,天真地認為我們可以和中國單純地自由貿易,臺灣也會因為與中國最為靠近而受害最深。

什麼才是與中國的正常交往?就跟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一樣,我們應該重視任何一塊土地上的人權、民主、法治、環境與言論自由的發展狀況,不輕易容忍對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底限的跨越,因為這不只是關乎中國,也關乎我們自己的生存狀態。

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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