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數據遇到老大哥

你是個好人嗎？你對社區和社會有正面還是負面影響？這些是多數人經常自問的問題。至目前為止，答案基本上很主觀也無法測量。中國的目標是徹底重新恢復個人私德與社會公益，不只是觀念，也包括實踐。中國領導人正設法對全國老百姓落實革命性的社會信用系統，有些人悲觀地稱此舉是「大數據遇到老大哥」：

想像你在這麼一個世界，許多日常活動不停受到監控與分析：你在實體店面與網路商店買了什麼；在某個時間，你人在哪兒；你的朋友是誰，你如何和他們互動；你花多少時間上網、打電動；你支付了（或沒有支付）哪些帳單、繳了什麼稅……現在，想像有一個系統，上述這些行為會被評定為正或負，然後濃縮成一個數字，給分標準是根據政府制定的規則。

儘管國外批評人士擔心會出現最壞的情況，但中國政府將這定調為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創新的一環。中國政府宣稱，這個以數據為本的「信用」制度勢在必行，「建立誠信文化，落實誠信與傳統美德，以守信的激勵和失信的約束為獎懲機制，目的是提高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在實務上，不良的社會信用評分會限制你出遊，降低你的網速，你的小孩無法進入一流學校，你也無法找到好工作，無法進入高檔旅館，被貼上「壞公民」的羞辱標籤。

在已開始實施社會信用制度的城市，一些公民已經見識到其正向成效。三十二歲的實業家陳先生表示：「我覺得過去六個月來，大家的行為愈來愈好。例如，我們開車時，現在一定會在行人穿越道前停下車禮讓路人。如果你不停車，你會被扣分。起初，我們是因為擔心被扣分，而今則是習慣停車禮讓了。」

社會信用評分天網將不再是中國獨有

儘管有人給予肯定，但這套系統依舊讓人打從心底擔心人類自由的未來。最起碼，它「讓人民承受成為模範公民的壓力」。它代表可能不是那麼混亂，但堪比二十一世紀的數位文化大革命，而且此現象不僅限於中國。誠如著名技術理論學家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所言：「這絕非中國所獨有，所以會擴大到其他地方，（一旦）別處的條件也成熟。社會信用的到來，預告了世界各城市的生活將會出現戲劇性的重大變化，這也包括你可能稱之為家的地方。」

但是原則上，它也可以充當為一次激進的機會，藉由大數據讓企業和政府更負責，因為它們的數據必須被公開追蹤與分享。不過實務上，一個更壓榨的現實埋伏在角落，蠢蠢欲動。社會信用制度的政策在貴州這樣的窮鄉僻壤先行上路測試，並非巧合，這裡的規定少，公共關注度也低，所以吸引了科技巨擘，諸如谷歌、微軟、百度、華為、阿里巴巴，皆陸續在此成立研究機構與數據中心，蘋果（Apple）在二○一八年稍後跟進。就此而言，「作為中國數據中心的地位，貴州雀屏中選成為地方政府實驗社會信用制度的理想實驗室」。這點揭露了科技界試圖把對數據那種「多還要更多」的無止盡欲望，結合了追求社會進步與文化美德，這景象頗振奮人心，但聽起來也非常極權。

中國的社會信用制度只是最新又最明顯的威脅，顯示全面可行、市場化的數位極權主義（digital authoritarianism）威脅並非空穴來風。這是當代的壓迫形式，建立的基礎是，我們生活裡有愈來愈多面向可被轉換為量化的數據，成為監控我們的主要資源。因此，「許多國家陷入陣痛期，辯論政府可對人民的監視程度。但是在其他國家，對國家監控權的約束少之又少（如果有的話），因此數據獨裁已經近在眼前」。同樣讓人不安的是，「大數據、老大哥、大把銀子」三者之間的關係日益綿密複雜，催生了「智慧」鎮壓。

這些政策以及隨之而來可能成真的做法，再一次引起大家的疑慮，不禁要質疑演算法在人治（human governance）上的角色；演算法成了一種「迷思」，祕密控制我們的生活。各種演算法的影響力愈來愈大，規範我們的人際關係與社會，影響程度之大，前所未見。它們放棄使用數據調查所在的世界，改而愈來愈集中於「繪出」（mapping）我們生活、行動、想法的全貌；這麼做，靠的不是監獄的瞭望塔、政府到家裡安裝的電視監視器，或是街上的監視攝影機，而多半靠的是你手上行動裝置的應用程式，可能是你主動下載，但更常是你沒有掏錢買的程式。

新一代老大哥是無所不知的雲端

新的老大哥並非電影裡或海報上那個凶巴巴看著你的獨裁者，而是無所不知的數位「雲」，會「連續、全程、偷偷分析你的數位足跡，這些數據來自於你的種種行為，包括工作、購物、睡覺、飲食、運動、溝通」。這種侵入性監視受惠於我們持續產出的「數位軌跡」（digital tracks），這些數位軌跡是我們在線上凡走過必留下的痕跡，被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政與商所用，進行經濟剝削。但我們也不用全然絕望，這些侵犯個人自由及隱私的行為，同時也助長了各種形式的反抗。對抗這種侵入式的監控，叫做反監控（sousveillance），亦即受監控的對象重新定位追蹤與監看的鏡頭，以便更清楚地「看見監控者」。例如現在有一種「haccessible」眼鏡，可以記錄你的活動與行為，萬一你被冤枉，被指控犯了罪，可以將此作為「數位不在場證明」，還自己清白。就政治上而言，手機讓每個市井小民可以拍下警察與政治人物，揭露他們濫權的一面，並將其醜行上傳到更大的網路世界。

每個極權政府的夢想，也幾乎是每一位公民的夢魘，就是能夠在合法統轄範圍的內外，滴水不漏地監視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在某種程度上，這等於是最極端的統治權類型。極權主義的動力也許是為了赤裸裸的權力，但深層的理由是掌握資訊，以利有效且睿智地統治。大數據讓這樣全面監控的渴望歷來首見地更進一步貼近現實，社會鼓勵監控現象，大家不僅會自我監控，也自願讓菁英監控他們。

唯一逃過被監看命運的，似乎是菁英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這個更新版的老大哥標榜主動出擊，而非被動反應，鼓勵個體善用數據提升自己的狀態與福祉，全面監控成了個人獲得健康幸福和專業成就的先決條件。利用數據與自我追蹤技術，對自身及他人都是一種道德義務，以創新又有效的方式，「事半功倍」地提高自己對社會與職場的正面影響力。

全面監控是全方位的公共症候群（public syndrome），大家集體憂慮自己被社會監控與公審。然而這種全面監控也可以透過各種自我監測的行為，包括使用線下或線上的「生活教練」、「電腦監控」工具追蹤各種進度，以激勵自己不斷提高個人目標。另一個較不明顯，但無損其影響力的是社群媒體的功能，可以被用來定期（往往是不知不覺中）規範我們的行為。藉由固定上網（寫日誌或登錄社群媒體），我們把真實人生的自我攤在明處與暗處的網路追蹤與教化的框架裡。我們透過自我監控，希望能打入不同的線上網絡、被這些網絡接納，而數位控制技術因為我們的自我監控被進一步強化，亦即，分享我們的成敗有助於建立支援網，激勵我們進一步朝實現個人及專業成就邁進。

不過，數據監測最讓人察覺不到其存在之處，可能是它做起來方便得很。的確，捍衛網路隱私並非易事，但更難的是顛覆數位老大哥的監視。難怪大家乾脆接受這個事實：菁英擁有我們的數據，多數人是愛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當局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任意使用這些數據，其實不令人意外。要避開這些看似無所不在的數位控制愈來愈困難，除了讓人心煩，同時也讓人愈來愈不戰而潰，自願被監視。（摘錄整理自《隱形牢籠》，時報出版）

 書名  隱形牢籠：監控世代下，誰有隱私、誰又有不受控的自由？

彼德．布隆（Peter Bloom）／著；王曉伯、鍾玉玦／譯

時報出版

售價：450元

 作者簡介 

彼德．布隆（Peter Bloom）

英國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人民與組織系的系主任及資深講師，REEF（Research into Employment, Empowerment, and Futures）研究團隊的共同創辦人。

除了在國際知名期刊上發表學術著作之外，也曾在國際和國內頂級媒體上發表作品，包括《華盛頓郵報》、《衛報》、《獨立報》、《新政治家》、《周刊》（The Week）、對話網（The Conversation）、開放民主網（openDemocracy）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