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電玩與時代流變：是「政治世代」的對立，還是「自由」原則的堅持？

劉靜怡臺灣大學國發所法律組專任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將深刻影響臺灣戰後自由主義發展路徑卻早逝的知識份子殷海光，和跨越兩世紀歷久不衰的電玩放在一起，乍看之下必然頗為突兀而令人不解。然而，當許多人直指電玩「對年輕世代帶來邪惡的影響」時，卻不乏「大部分針對電玩遊戲是否鼓勵暴力的研究，事實上不符合嚴謹的實驗要求」的反駁出現，甚至有人將這場辯論，看做是「恐新症」（Neophobia）者的典型反應，不過是「世代對立」的後果，甚至預言不用多久，滿頭灰白的遊戲玩家，也極可能開始埋怨某些邪惡的新事物，對於年輕一代的道德和品格造成威脅這樣的論調，殷海光先生和電玩遊戲兩者的時代意義，就不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了：眼見最近因為有線電視頻道業者申請換發新照的審議而引發的一連串失焦風波（臺灣近數年來的風波，哪個不是如此下場呢？）和惡毒言語，身為被圍攻的審議委員之一的我，真的想起了自己去年秋天受邀在臺大圖書館舉辦的紀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三十五周年「自由主義與新世紀臺灣」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關於自由主義和數位傳播科技的論文時，在綜合討論場次聽到一位大家敬重的思想史前輩學者發出「何以如此重要的研討會，參與的新生代如此之少」的感嘆時，半開玩笑地向鄰座的朋友小聲說出「如果我的論文改為『殷海光與電玩』之類的標題，聽眾說不定會多一點」這句話時，身旁同屬學運世代的朋友所露出的那個忍俊不住的苦笑表情：這個表情是出自於對時代流變和世代對立的擔憂，還是對原則一直有所堅持的知識人，對於自身「社會位置」思考後的反應呢？

當許多平日難得尊重被報導者和閱聽人權益 的所謂資深媒體工作者和無聊政客，不去深刻分析各種不同的媒體執照制度的意義和侷限所在，完全避談臺灣的有線電視「市場」機制是否健全運作的根本問題，不說明到底目前有多少已經取得執照的國內外頻道內容，依然無法出現在市場上供閱聽人「自由」選擇，不探討何以數量之眾在理論上應該導引出豐富多元結果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內容，眼前卻內容貧瘠單一得令人備感無奈和驚異（例如，「陳總統和呂副總統出國訪問的報導，便是國際新聞」），也不揭露白紙黑字的審議標準和過去兩次依法評鑑所使用的標準幾乎完全一致的事實，當然更不會承認自己「藍綠對立」的思考法在智識層次上是多麼地低劣，卻只會鸚鵡學舌般地不斷空泛覆誦「新聞自由」這個名詞時，我其實沒有興趣去追究原本有私交的立委朋友，何以會在媒體上明知故犯地點名我具有數種「綠色外圍組織」的背景（但她明知事實是我偏偏一個也沾不上邊），從來不看也不上電視脫口秀的我，也只能把數位學界朋友轉告的，所謂向來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資深法律學者，在電視政治脫口秀上質疑數位身為審議委員的「助理教授」是愛出風頭動機不純的「二線御用綠色學者」此種輕浮現象，當做是多年來和媒體關係深厚、相當關心換照事宜的某位前輩師長自己中毒頗深的「學院階級意識」和「目前心理狀態」的反映，一笑置之，即使時代流變之後，在臺灣這個貌似民主多元的社會裡依然不變的「世代」對立─不是「年齡」意義的世代，而是對舊時代和新時代的認知和看法天差地別的那種「政治世代」的對立─問題。當這種理性不多卻感性十足的情緒一再地遺傳和出現，不就是不管「自由」的根本價值意義為何的典型恐新現象和電玩現象嗎？這哪會是對於「自由」原則的底線堅持呢？我們到底是該堅持「誰」的「自由」呢？難道，關上電視機就足以解決一切問題了嗎？

有多少審議委員遭到和民間輿論脫節甚遠的媒體有系統地圍剿，有多少審議委員因為短期政治利益蒙蔽一切的朝野政客說詞而蒙受誣陷，卻基於專業和倫理等考量因素不便多言，其實並不重要，現有法律體制良善與否該接受公評，本是公共事務天經地義的邏輯。不過，要說此次換照是藍綠陣營人馬鬥爭的結果，恐怕太過沈重牽強：臺灣的媒體從過去的黨國體制走到今天的商業體制，永遠洗刷不掉的其實是那「媒體是永遠的執政黨」的陳舊時代氣味，和政治意識型態對立思維甚至高於事實呈現此一新聞基本要求的陋習。請先清楚明白地告訴閱聽人，我們到底是身處真正自由競爭的市場，還是委屈活在某些聲光十足的集團共同壟斷的微軟式「邪惡帝國」中，也請先問問自己究竟有無蓄意說謊，再瞧瞧是不是有人沒盡到應有的利益迴避義務， 再來討論政府管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相信還不太遲。至於那些患有泛政治焦慮症的人，既然沒有想像力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論述和制度，就繼續無限延伸你們那妨礙臺灣媒體與社會進步的「色彩陰謀論」吧，既然不同世代認同和根本價值取捨有異的人無法攜手，不只是因為社會位置不同而已，或許也就只能在此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