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真的帶來解放和自由了嗎？

劉靜怡／臺灣大學國發所法律組專任副教授、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三月初，氣候陰晴不定的週末，我以社員身分參加了由「澄社」主辦的「兩岸知識份子論壇」。來自兩岸的引言人和與談者在這一整天以「診斷兩岸民主」為名的研討會中，無論是在討論外商大舉進入中國的經濟開放現象，自力救濟和維權運動，臺灣民主經驗對中國的可能影響，或者華人民間公共論壇的對談中，無論是樂觀論者或是悲觀論者，幾乎都提到了「網路」和中國未來種種發展可能性之間的關連。說巧不巧地，最近的Newsweek和Time，也都以封面故事的篇幅，分別報導了中國的bloggers正如何點滴改變「中國防火牆」裡的那個世界，以及目前可以說是處於網友責難「風暴中心」的Google內部傳奇故事。兩相比對之下，或許，我們可以問個聽來或許突兀但根本的問題：網路真的帶來解放和自由了嗎？

這個根本問題可以如此延伸下去：網路的出現，是不是為不同政府體制下的人們，帶來了可以找到共同視野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今天實現了嗎？即使目前尚未實現，未來會徹底實現嗎？為什麼在中國網頁上看到的Google、Yahoo等內容，和我們在中國防火牆之外看到的內容，竟是如此不同？中國封鎖海外民運和法輪功網站，海外中文媒體如多維網和大紀元，甚至海外主流媒體網站或被中國官方認定為有敵意的英文網站，加上臺港大部分的網站，都在中國政府的封鎖之列，「一個臺獨、各自表述」的網路異象，以及對「法輪功」的描述南轅北轍，便是最好的例證。網路的普及，真的讓中國的異議者和一般人民的基本權利意識有了更多的傳播機會嗎？還是增加了遭到壓制的風險？何以最近一兩年來外國網路業者在中國受到各種壓抑和繼之屈服事件不斷？例如，我們看到了在美國本土寧願不接受其司法部調閱使用者隱私資料的要求而使股價大跌的Google，竟然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內容審查要求下，那麼，我們還能樂觀地寄望於來自西方世界的「訊息大使」嗎？華人公民社會，還可能因此完全借助網際網路之力而興起和深化嗎？看來，這一波「中國熱」所代表的，絕對不僅只於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和影響而已，還包括中國防火牆內外的媒體、網路和知識份子在中國未來命運裡將扮演何等角色的問題。

有人認為：在科技進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即使中國政府再怎麼處心積慮地限制一般人民毫無障礙地取得資訊的「知」的權利，即使一時的審查和過濾成功，只要內容好，全面攔截都是不可能達到的目的，在網路興起之後，中國政府虛構公共意見的能力已經不再如以往那麼強大了。這樣的想法固然多少有其說服力，但也可能過度樂觀：我們不該輕忽的是，政府在現實世界裡對政治經濟結構的詮釋權、控制力和影響力，和網路的解放和自由程度是絕對無法脫鉤處理的，如果不認清這一點，不認清網路架構是具有某程度可變性和可操縱性的事實，我們在享受網路帶來的解放和自由的同時，極可能同時深陷於網路所帶來的危險之中而不自知，這才是最大的危險所在。章詒和書寫她那些抱持自由主義理念的父輩們在毛澤東時代的悲慘遭遇的「往事並不如煙」在網路上風行之後雖能刪節出版，但隨後因中共高層批示而遭到查禁的故事，固然生動地描繪出網路對中國人民的衝擊效應，但卻也將諸如章詒和這種在網路上「勇於表達自己看法」的人在現實世界裡可能遭遇的困境和險境，具體而微地描寫出來，不是嗎？

除了文化差異之外，資訊取得的便利性不同，以及所得資訊內容的差異，或許一直都是這個世界裡不同政治體制下的人們，其思考邏輯有別和難以溝通的主因，也是人類世界衝突和戰爭的根源之一。網路的出現，是否為我們完全解構了這層障礙，如今看來還是結論未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時至今日，任何政府都早已深知網路的效能，也都多少摸索到了如何控制網路資訊內容和其流通方向的竅門。在此一現實下，我們或許應該回頭重新思考的是：網路所蘊含的「解放」和「自由」，其實並不是太容易或太理所當然的「網路定律」。正因為如此，面對「為什麼要有網路？」這個問題，我們該將之和人類社會某些重要的「基本價值」，做更深刻的連結，否則，無論是右派或左派，最後恐怕必須承認這終究是場網路科技的白日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