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中的高科技公司開放創新模式

劉靜怡／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律組專任副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哈佛大學法學碩士

最近這些日子來，有不少和高科技公司有關的報導，都集中在這些或新或舊──以網際網路發展史的角度來區分──如何運用比傳統更為開放的研發模式來進行研發的「新興」、「創新」模式。不少人認為這是網際網路影響力所導致的必然結果，Google可以說是締造這種創新模式其今天的規模與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無論是從網際網路的角度著眼，抑或自高科技公司利用產品創新模式製造獲利機會的角度著眼，大家似乎隱而不談的，是這種「分散式」的創新模式所涉及的「開放」特性，以及與這種創新模式可能有關的「開放社會」，到底該如何營造，到底需要哪些條件才能真正實現的問題。

Google固然展示了相當引人側目的創新力量，但是，Google之所以成為Google，卻是因為其當初自許的使命和因之創造的機制、文化和人才吸納方式，都有其特殊之處，或者，應該說其特殊之處便是所謂自下而上進行創新的「分散」特性：於是，想要複製Google的創新，或許也就無從輕忽是否也應該複製、以及本身可能具有相當不同文化風格的公司，是否有能力複製此種「分散」特性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商業獲利考量下的創新機制，似乎原本便有無法跨越或全然放棄的「不開放」或「封閉」禁區。簡要檢視一下科技產業歷來所出現的創新機制，其實有相當多不同的類型，有由產業外部的學術機構研究者主導的、有由產業內部的科學家主導的、也有由研發部門主導的、甚至也有由產品部門主導的。Google的創新模式，從規範控制──也就是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和公司忠誠義務等面向的控制──的層面來看，或許比搭配前述創新模式的規範機制要來得稍微開放一些，更具有自下而上的特色一些。不過，自Google內部的角度來看，某個創新產品依然必須經過一系列過程的檢驗，才能從實驗室順利「畢業」，成為在全球推出的正式產品。這樣的流程，其實並不是開放取向，毋寧說是受制於商業邏輯的封閉取向。

那麼，在Google表面上看來源源不斷的創新體系裡，雖然充滿濃厚的自下而上式的、分散式的創新味道，然而，以開放的意義來看，其開放之處，應該僅僅是指Google允許員工自由支配20%的工作時間，在此一彈性空間內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專案，並且建立起搭配機制，讓這些本來是為了自己的興趣而研究的專案，能夠納入公司的創新體系中，甚至成為公司創新成果和獲利機會的一環，而不是指在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和忠誠義務等面向的控制，均加以開放。換言之，雖然「讓全世界都能夠分享資訊」一直是Google的理想之一，然而，在商業機會的考量下，即使Google勵行這種自下而上的創新體系，使得Google絕大部分的創意是來自於底層的工程師，Google的管理者並不直接向員工傳遞具體的創新目標和資訊，和其他公司的創新體系截然不同，而且，這種獨特的體系也給Google帶來了極強的生命力，但是，要說Google是善用了網路時代的創新模式，或許沒錯，要說Google是在一個完全自由開放──也就是踐履了開放社會的終極理想──的網路平臺上從事創新觀念和思維碰撞的工作，事實上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當然，或許我們應該回過頭來反問一句：徹底實踐開放社會的終極理想，也就是將創新模式和商業運作設計成完全自由開放的樣貌，在今天一切以資本主義理念為主導──事實和經驗都證明連最強調自由開放理念的網際網路，一旦涉及商業機制的運作，也無法倖免或逃避──的世界裡，到底是不是有可能透過商業機制達成的理想？到底所謂的開放創新機制，是指什麼呢？所謂的開放，是否只是以適度的企業內部自下而上的分散式創新模式，取代過去全然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研發模式而已呢？如果，開放是指這樣的意義，那麼對於整個社會的自由開放來說，僅僅是企業基於自利考量，也嘗試加入這場思維改變運動的蛛絲馬跡而已，根本不能將分散式的創新模式，和真正開放自由的社會畫上等號。至於開放社會的理念，是否可能透過最近有人在網路世界裡倡導頗力的OpenBusiness和Commercial Commons這樣的理念和網路分享模式獲得實踐，或許則是應該另行討論的有趣議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