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也是斜的

這個月，發生了兩件事。普立茲獎得主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所寫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出了中文版。幾乎同一時間，WTO在香港召開的部長級會議，臺灣人上演了史上參與人數最多、演出最激情的一役。

這兩件事，都和「全球化」這個議題有關。光看書名就知道，佛里曼對全球化的立場中間偏右，他相信全球化是無可阻擋，擋了也不會有好處的趨勢。他認為放火燒麥當勞、用雞蛋丟警察，企圖要破壞全球抹平的過程，一點也幫不了窮國的窮人。佛里曼指出，全球民粹的力量應該要重新聚集，努力改善印度、中國等國家的基層政府、基礎建設、教育，窮人才能取得合作的工作、參與抹平的世界。世界上的窮人，一點兒也不像富國的左派想的那樣憎恨有錢人。窮人恨的，是沒有致富的管道。反全球化運動，與窮人真正的渴望脫節。

左翼人士最常犯的毛病之一，是一廂情願地把問題過度簡化，一面倒地認為正義站在自己這邊。就以這次抗議的主軸之一為例，他們反對歐美國家對農產品補貼，因為這些富裕國家的農產品，靠著種植技術先進、規模經濟、和政府水電優惠、出口補貼等優勢，能夠大量「傾銷」第三世界國家，讓這些地區的農民無翻身的機會。

這當然不是全無道理，問題在於，先進國家的農民，難道就不是他們眼中的「弱勢團體」、「被剝削階級」？第三世界的農民崛起了，第一世界的農地廢耕、農民在都市的暗角靠打零工維生，難道就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左翼人士把複雜的農業問題，簡化為富國與窮國間的問題，但是我得說，這主要是一個農民與農民間競爭的問題。某種程度上來說，有錢的國家對農產品的補貼，反而是讓窮國的民眾有機會用更低的價格購買食物。試問，如果有錢的國家補貼他們的藥商出口愛滋或是瘧疾疫苗到非洲國家，這些反全球化的抗議人士還會反對嗎？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補貼，而是農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提升（不管是富國或窮國）。

美國國民平均所得超過三萬兩千美元，全世界最窮的幾個國家國民平均所得則是不到一千美元，兩者相差數十倍，但是後者在農業市場的競爭力卻不敵前者的問題，又豈是取消幾十個百分點的補助所能解決的。按照抗議人士的主張來做，比較有可能的結局會是，富國的農產品價格的確提高了，窮國的民眾得花更多的前來購買糧食，而窮國的農民，依然沒有市場競爭力。

多年前我聽一位朋友講他返鄉探親的故事，至今印象深刻。他老家在煙臺附近的偏遠鄉間，盛產蘋果。返家的路上，他看到許多以類似堆肥方式保存的蘋果，排列整齊地堆放在路旁。細問以後才知道，原來是農民因為缺乏通路、行銷的管道與知識，盛產的蘋果賣不出去，農民又生性節儉，愛惜自己的作物，只好運用這種傳統的智慧，讓蘋果「爛得慢一點」。

我們不妨想一想，這些落後地區的農民真正需要的，是「賣得快一點」來取代「爛得慢一點」的知識與技術，還是讓北京與上海超市裡的華盛頓蘋果，從一顆三十元漲成五十元呢？

佛里曼說，這麼做，比不上到香港或華府向世界領袖示威那麼sexy，也上不了CNN，卻重要得多。

世界是平的，卻也是斜的。我們要扶正它，不是指望它再度顛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