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看臺灣軟體產業機會：大膽定義未知，才能超越硬體思維

「你的客戶在哪裡？市場是什麼？」這是臺灣IT部門、軟體新創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但這位一手催生出微軟AI語音助手技術Cortana的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卻直言：「這麼問就是一種『硬體』思維，而不是『軟體』思維的思考角度。」

「硬體和軟體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杜奕瑾強調，軟體要成功，得經歷多次嘗試和錯誤，尤其「需要勇敢地作夢，大膽地定義還未有明確定義的事物。」

就像堆積木遊戲，若各式各樣的技術（不論軟、硬體）或零件是一個個積木，軟體思維的作法是想像出一座城堡作為目標，想辦法運用手上的積木，不限定什麼積木類型或數量，就算特定一種積木用完了，也可以隨時改用其他積木來取代，「只要最後能夠蓋出這座城堡就達標，不論用什麼技術或元件，軟體人都可以。」杜奕瑾表示。

但硬體思維則截然不同，同樣要蓋好一座城堡，硬體思維考慮的是盡可能運用到「更多」積木，或是讓同款積木可以「多用」一些。

硬體思維往往是追求明確的獲利，這個差異往往也造就了臺灣的「工匠精神」，先由他人提供明確的產品，臺灣再依照指示來完成。但是，「軟體思維是從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設想人類未來需要什麼樣的軟體、產品和技術，再試圖用各種方式來解決，過程中必須投入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他說。

以路口常見的監視器來舉例，軟體角度的思考是，低階攝影機可以滿足，就不需要高階攝影機，但硬體思維則是會思考，做出什麼樣軟體才能讓高階攝影機賣得更多。

杜奕瑾引用Google雲端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首席科學家李飛飛說過的一句話來形容軟硬體思維的差異，「視覺從眼睛開始，但真正發生卻是在大腦」，眼睛就像是硬體，只是用來實踐「視覺」的過程，讓大腦能夠「看見」才是軟體要解決的目標。「硬體思維是為了硬體本身（如賣出更多硬體），而軟體則是為了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強調。

軟硬體思維不同應獨立運作，軟體注重解決問題

回到攝影機的例子來看，全世界已有非常多的監視器硬體商相互競爭，想要賣出更多高階攝影機的市場機會不多，但若從軟體角度來看，不論使用哪個廠牌的攝影機都可以，只要能實現「電腦視覺」就可以解決問題。

也因此，他認為，從解決問題為出發點，發展機會反而多到做不完，像是如何即時發現偷竊行為、如何用來分辨工廠產線上產品的良率、如何用幫助農家快速分類小黃瓜等。

不過，在臺灣，較少企業願意投資軟體，擁有創新思維的軟體人在公司想創新時，也常常面臨獲利考量的問題，但杜奕瑾認為，需要給予軟體公司勇於嘗試的機會，就像他在微軟開始開發Cortana時，也是從這個簡單的想法出發：「希望未來全世界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語音助理」，當時儘管沒有明確的商業模式，微軟卻願意持續開發與投入，後來才成為微軟旗下上市產品的特色之一。

為什麼臺灣不太重視軟體呢？經過這幾年的觀察，杜奕瑾發覺，正因為臺灣硬體產業享譽國界，成為臺灣非常強大的優勢，反而讓大家誤以為高科技就是硬體，再加上高科技政策都由這群硬體成功人才來制定，更助長了這樣的硬體發展，但即使臺灣硬體產業非常成功，他認為，不代表臺灣只能發展硬體。

雖然「軟硬整合」是目前當紅口號，硬體商相繼宣布投入發展軟體，而軟體商也揚言開始做硬體，但杜奕瑾指出，臺灣的氛圍一直是「硬體人要懂軟體，軟體人也要顧硬體」，可是，這樣的模式反而拖累彼此，「軟體硬化或是硬體軟化，都不可行。軟硬體要彼此獨立運作，而互相尊重才行。」他呼籲。

杜奕瑾更提醒，若是臺灣不在軟體上創新，不敢去定義未來，即使目前硬體產業再成功，也得面對低價競爭的風險，「若我們不能定義自己的價值，就只能任由別人來定義。」他說。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若是臺灣不在軟體上創新，不敢去定義未來，即使目前硬體產業再成功，也得面對低價競爭的風險，若我們不能定義自己的價值，就只能任由別人來定義。

臺灣其實很多軟體人才，但軟體業缺少社會和政府重視

不少人不看好臺灣的軟體發展，杜奕瑾認為，關鍵是臺灣人的思考方式，和國際軟體人的思維很不一樣，「現在軟體人才到世界各地，都受到非常高度的重視，但在臺灣卻不是。」他指出，各國企業紛紛重金挖角軟體人才，反觀臺灣卻是盛行「工匠精神」，並非創新的精神。

「在我的年代時，主流就是醫生，」杜奕瑾表示，在大學選科系時，當時社會氛圍都鼓吹厲害的人就是當醫生，「這是用過去成功經驗來教育下一代，用過去來規範未來的路怎麼走。」他不否認過去成功的經驗很可貴，但是，「未來並非一定要按照過去的模式才能成功。」

他指出，臺灣不夠重視軟體公司，多半得等到這些公司從國外紅回來，大家才慢慢地知道原來臺灣也有這麼優秀的軟體實力，像是臺灣的多媒體影音軟體CyberLink、趨勢科技和不少遊戲軟體公司都是如此。

可惜的是，因為臺灣沒有軟體產業，導致臺灣優秀的軟體人才都在國外，臺灣資訊系學生畢業後的第一優先也是出國，甚至是他回來成立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時，還是有很多人問他：「國際大廠Google和微軟都在做了，你要做什麼？」或是質疑臺灣的AI市場在哪裡。「這樣的氛圍和觀念，讓軟體創新人才不敢大膽地嘗試。」他說。

「臺灣沒有技術能力，沒有創造力嗎？」他搖了搖頭，不同意這個問題。他認為，臺灣開發的軟體足以與世界匹敵，像是1995年，他在臺大創立的PTT，以及當時火紅的臺灣搜尋引擎蕃薯藤，都有世界級水準。2006年才對大眾開放的臉書，其知名的「按讚」功能就是PTT的「推文」，但「臺灣其實早在20年前就有這個功能！」他說。

或像他在蕃薯藤團隊任職時，中國知名網路公司騰訊就曾找蕃薯藤合作即時通訊軟體QQ，連Google當時來到臺灣，也認為蕃薯藤是非常有價值的公司，「當時臺灣與這些世界級公司不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是他們將臺灣當先驅！」他驕傲地說。

可惜的是，明明臺灣在很多領域都是領先全球，隨著全球快速成長之際，臺灣的社會和政府卻沒有看出這些軟體和創新人才的重要性，「沒有機會將這些優勢組織起來，變成集團式的經營。」像韓國推動遊戲產業時，不只將遊戲引擎賣到世界各地後，甚至授權到其他國家發行時也進一步成立當地的子公司，在一個地區獲得成功後，就不斷地將這樣的成功模式複製到全世界，還經常舉辦世界級的遊戲比賽，「韓國真的把遊戲產業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商業模式。」他說。

AI才剛起步，臺灣要發展AI仍有很大機會

當全世界都積極發展軟體產業，而臺灣軟體人才也確實不少，可是，臺灣企業還是不敢大膽投入軟體開發，一種說法是，臺灣市場小，沒有能力發展新興技術，杜奕瑾反駁：「市場小不是問題」，例如曾經紅極一時的手機遊戲憤怒鳥，來自芬蘭的遊戲公司，但芬蘭人口只有500萬人，比臺北市和新北市加起來的人數還要少。或像新加坡人口也比臺灣少，卻還是很積極地發展新興的技術與應用。

大數據風潮出現後，另一個影響企業投入軟體的因素是資料量不足的問題。但杜奕瑾指出，大家會以為AI技術需要的就是現在既有的聲音、影像和文字資料，但是其實，人工智慧的主流是能夠協助人類做決策，也就是說，企業需要收集和分析對象是新數據，而臺灣擁有世界頂尖的的IoT設備，卻鮮少有人善用IoT設備產生的數據，來發展出令人驚奇的人工智慧新應用。

尤其，杜奕瑾認為，AI現在才剛起步，很多產業的作業流程都需要重新定義，光是過去兩年，AI技術就翻轉了不少既有的運作模式，例如海關通關稽核，現在多半都由電腦運用人臉辨識技術來取代人力，房屋買賣時也不像過得找房仲估價，現在則是直接登入估價網就能查詢AI計算後的估價結果，甚至，在金融和保險業也出現了AI改變原有運作模式的跡象，他建議：「臺灣要抓住這次的AI機會，勇敢地定義未來。」文⊙何維涓、王宏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