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為何不敵國際

應中央研究院之邀，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第一次來到臺灣，參加「大江健三郎文學學術研討會」。這本來應該是個很單純的文學、學術活動，卻因為有媒體踢爆，由於中國的干預，這項活動由原本的「國際會議」，降格為「兩岸會議」，而且原本規畫與會的作家李昂遭到排擠，因而成為敏感的「政治」事件。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曾表示，這個研討會一開始即定調為兩岸會議，沒有所謂中國強力干涉的問題。但另一方面，負責主辦該研討會的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李明輝投書報刊指出，東京大學中文系原本有意合辦此項活動，但是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堅決反對之下而觸礁了。

翁啟惠、李明輝這兩位先生所說的，我相信都是真話。然而，令我感到好奇，而且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的問題是，探討一位「日本」作家的研討會，有「日本」東京大學願意主動協辦，而且還是我們最在乎的英國《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名第22的東京大學（咱們臺灣大學歷經千辛萬苦地擠入第95名，就叫我們高興的不得了了）。按照常理推斷，正常人豈不是應該樂於把兩岸會議「升格」為國際會議，讓這個學術會議得到更多資源、看起來更有模有樣？但是我們卻反其道而行，堅持要「維持」原有的兩岸會議格局。另外一項值得我們困惑的是，中國的一方，為何也不願意讓這項會議升格為「國際級」呢？

中國這一方的考量，李明輝先生的文章已經給了我們答案──中國認定臺灣不是一個國家，所以沒有資格辦「國際」會議。這是中國官方長期以來的一貫立場，不是針對這場會議而發難。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我們自己內部的政治偏向、文化氛圍與涉及中國事務時的態度。

說中研院屈從於中國的壓力，因而拒絕將兩岸會議升格為國際會議（不是立委或報紙所說的降格），我想這倒也未必。不過是一兩年前，當我被指派要協助籌辦一場學術研討會，主事者總是會提醒我，要在會議名稱加上「國際」兩個字，而且至少要有外國學者二到三名以上（中國地區的學者不在此列）。原因無他，政府為了要加強所謂的國際化，符合這樣格式的會議，才容易得到政府的補助。

在去年政黨輪替以後，顯然這樣的政策傾向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我的一位同事提醒我，現在學術會議要得到政府單位補助，加上「兩岸」二字要比「國際」有效得多。我大膽猜測，中研院堅持不願將兩岸「提升」到國際的層次，是不是也跟這樣的政治／學術趨向有關呢？

如果真是如此，我們就不得不為臺灣的發展走向感到憂心忡忡。當「兩岸」變得比「國際」還來得重要，這和只看自己肚臍眼的本土化政策沒什麼兩樣，都是目光短淺、只為政治服務的自我縮限。

中國的打壓並不可怕，現在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我們臺灣人心中，似乎都住著一個新警總。這樣的新警總，結合了政治與經濟的力量，比過去的「老」警總，更加幽微，因而也就更難加以防範與對抗，這對於我們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造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